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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章乃器先生一生曾参与三个党派团体的创建，又因为政见上的原因，先后脱离。一是1935年创立的救国会，后来成为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该会于1949年12月宣告结束，完全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二是1945年创立的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三是1955年创立的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简称“工商联”）。从时间表上看，他的创建活动以十年为一个周期。
章乃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被民建开除会籍。他1977年逝世后，经过1980年“右派”错案改正、1997年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直到今天，其所创建的党派一直没有正式宣布撤消这个处分。因此从理论上讲，他迄今仍是个没有民建会籍的民建创始人。
民建是一个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章乃器创立民建的活动，与抗战期间各党派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工商界人士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有关。
一 民主宪政的理想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有两只车轮来推动：一是民主化，二是工业化。抗战期间，为促使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抗日民主党派在大后方兴起了民主宪政运动，并酝酿实行联合，以期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第三者”性质的政党。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的一部分参政员和个别非参政员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章乃器因抗战初期一直在安徽抗敌前线，没有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
11月下旬，“第三方面”的三党三派负责人在重庆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章乃器、左舜生等起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
《信约》共计12条：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有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固定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尊重学术思想之自由”；“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为”，“严格反对一切内战”；并从团结抗日出发，提出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求得国家之统一。”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各中间党派的进一步联合及后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其《信约》中的原则，后来也被应用于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
为促进民主宪政的实现，章乃器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团结之道、建国之道》的文章，提出：“正好比铁道要有两条钢轨一样，在目前巩固团结，在将来完成建国，我们也需要有两条钢轨：一条是宪政，一条是道德。”“我们要有民主的统一，那就是宪政的任务。我们希望大家能对宪政问题有坦白的磋商，能循宪政的轨道逐步解决犹存的矛盾。以完成最高的统一。”针对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在统一战线内部制造磨擦的政策，章乃器主张建立“新政治道德”以保证宪政的实行。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这一句话，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有过训政时期的约法，有过抗战建国纲领，然而到底已实行了几分之几?为什么不能实行呢?就因为有些发布法令，执行法令的人，对于这两种临时根本大法，不能矢其忠诚。我亲自见到有些人口口声声要别人服从法令，自己做起事情来，却是权威高于法令，甚至主张以命令变更法律!”他要求在党派关系上，“一切口是心非，外表团结，内里摩擦，外表拥护，内里夺取的政策，都应该一扫而空”。春秋要明夷夏，我们现在要明友敌。友敌的分水岭，不是党派的界限，而是抗战和反抗战的界限。”“友敌界限不明，便容易做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
（重庆《大公报》，1940年3月10日）
章乃器的民主宪政理想，还集中反映在他于民建成立后不久发表的政治杂文《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里。杂文以小说主人公黄子孙在1945年元旦所作的梦为主线，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社会蓝图。黄子孙在梦中梦见“二十年来的中国是理想的美满。所有我们遭遇到的惨痛不幸事情，梦中都不曾发生”。“梦见孙中山先生并不曾死。他连任了两次的大总统之后，就拒绝做总统候选人了。”“由于他的威望、远见、诚意和豁达的大度”，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不但不曾破裂，而且团结得愈趋愈紧。他不让左倾的人超时代，更不让右倾的人开倒车。在民国十七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友善的空气之下，退出国民党，成为独立的组织”。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拿主人翁的身份，热心国事，……政党间的政见也因为民意的大公无私，而成为大同小异了。”在国际关系方面，“中苏之间的亲善，更是举世无出其右。英美各国对于苏联的歧视，由于中国的从中调解，也早已消释于无形了”。经济方面，“英美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经在进行第四个五个计划中，中国现在，重工业的发达虽较苏联稍次，轻工业的发达却已经超过了苏联”。“国民生活已经比二十年前提高了十倍，依然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在军事方面，孙中山“在国会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绝对禁止军人干政。军人退伍之后，如要改任行政官，必须经过两年以上的政治考察或训练”。中国现在只有精兵50万人，国会已有提议再退伍25万人。黄子孙还梦见“三民主义已经全部实现了，但是，孙中山先生已经把它的内容修改了很多”。训政只实行了3个月即宣布废止。蒋介石在5年之前“便觉得军事已不重要，辞去了军职，以特使的名义到各国去考察政治和经济”。归来后被选为第四任大总统。“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接触民众，以为决定大政方针的根据。”此外，“许多已经被杀害的人们，在梦中一个个都活着，而且都担任很重要的工作”。许多杀人的刽子手，“现在都在国营的大屠宰场里做工作，在猪、牛、羊的项颈上发挥他们的杀欲”。善于伺候上司的官僚们，“在梦中有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仅仆，另外一部分却改行去成为医院的看护了”。但是“黄子孙一觉醒来，如像由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他希望每天晚上都能做这样甜美的梦，然而不可能了”（《平民》周刊第4期，1946年3月）。
章乃器在文章的结尾说：“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我希望今后的二十年，至少应该和梦中的二十年一般的美满。”
这篇政治杂文，一方面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他企图通过改良主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颇具代表性。但现实却既愚蠢又残酷，半个多世纪过去，他的“理想之梦”仍然没有实现。
章乃器因与救国会领导层在对《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的表态上发生分歧，于1939年退出救国会，没有参与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筹建。但他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未间断其政治活动。他曾回忆说：“1939年5月我从安徽回到重庆。我发现救国会活动的圈子很窄，工作也只是重复党的声音和行动，而不能加以发展和扩大，所以起不了多大的影响。同时，内部已经发生了张申府和沈老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且已经表面化。我对于当时左舜生之流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是憎恶的。但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我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我认为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9-450页）
二 民族工商业的代言人
章乃器在重庆期间，用了很大精力去实现他的工业化理想。他不但自己办实业，而且发起和参加各种工商业团体和研究机构，发表各种经济学论著，在工商界中有很大的影响。
1940年6月，章乃器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作，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设有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由章任总经理。由于战时后方汽油匮乏，民用车辆几乎无油可用，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可以代替汽油，获利甚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原材料暴涨，上川实业公司电机厂和机器厂所存的五金、电器材料随之大幅度升值，公司的资产也大大膨胀了。
后来，因与上海银行在经营方针上发生分歧，章乃器于1944年4月另组上川企业公司，并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和总经理。上川企业公司也以从事工业投资为宗旨，但由于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币值和物价不稳定，有一段时期一直经营土产运销和进出口业务。抗战胜利后，该公司迁往上海，在重庆、兰州、西安、香港、台湾、东北、汉口均设有办事处。
1946年，章乃器还与电影界进步人士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合作，以上川企业公司的名义投资于当时的联华影艺社(昆仑影片公司前身)，拍摄了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嗣后又继续投资拍摄了由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进步影片的问世，是与章乃器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此后昆仑公司又拍摄了其他一些进步影片。章乃器当时对发展电影事业颇具抱负，拟集资12万美元，并争取外资合作，筹建一个大规模的电影托辣斯。但后来因形势变化和一些人事上的问题，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章乃器在自办工商业的同时，更致力于实现其工业化的理想。不少沿海民族工业在抗战期间迁至内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为大后方的生产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以孔祥熙、宋子文等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凭借其政治特权，肆意摧残、吞并民营企业。工业界人士为了争取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先后组织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5个工业团体。章乃器曾任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常务理事等职，以后又陆续担任国货厂商联合会理事、全国工业协会中外技术合作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也是重庆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活跃人物。
章乃器等工商界的有识之士，目睹民族工商业在国民党政府的一系列所谓“战时法规”下，饱受重税、征购、限价、管制、高利贷等的盘剥压迫，加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投机囤积猖獗等原因，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必须亟谋自救之道。章乃器和吴蕴初、胡厥文等共同商讨，认为“民族工商业内外交困的困难处境，不仅关系到工业界本身，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中国工业化的前途。”章乃器提出：“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图重振旗鼓，更非易事。眼下危机，如果不谋挽救，则后方工业百分之九十要倒在地下。如果民族工业倒了，则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利用政治权力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以及投机取巧的发国难财者。这三种势力，不仅破坏抗战，而且足以致战后经济于死地。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的压力。”
（何萼梅、王易今：《一个为民族工业服务的研究机构》，《民讯》1986年第3期）章乃器这一倡议，得到爱国工商界人士、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响应。
1942年4月17日，迁川工厂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通过了“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提案。12月29日召开发起人会议，通过了章程及第一年度研究计划，并选出了董事会。吴蕴初、章乃器、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张肖梅、林继庸、刘攻芸、庄茂如等21人任常务董事。公推吴蕴初为董事长，章乃器为所长。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是章乃器自1932年创立中国征信所以来，创办的又一个国内经济界的公用事业。研究所聘请周有光、毕相辉为副所长，并延揽了沈经农、伍丹戈、王寅生、王易今、韩明漠、胡式如等工业经济专家担任研究工作。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是个民间非盈利机构，其经费由董事会成员的各工厂认交的基金内支出。调研工作的安排，大都从工业界和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着手。董事及正副所长每周以聚餐形式召开所务会议，讨论并决定研究方针和研究项目。
在章乃器主持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成为我国民族工业界的智库和代言人。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重要经济专题座谈会，如黄金问题座谈会、物价与工业问题座谈会、工业问题座谈会等，对民族工业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进行探讨，并将研究成果编制成学术报告。研究所还编印出版不定期的工业问题丛刊、工业经济参考资料、专题研究报告、专题座谈会纪要和各种文集。自1943年11月起，研究所开始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重要城市利息行市、国家岁出岁入预决算、外人在华投资等数据随时汇集成刊，分送工业界人士参考。章乃器还主持编纂了内容宏富的《工商手册》，全书共40章，约60万言，包括了各种工商事业的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所有有关专题，聘专家和各部门主管官员分章撰述，并附有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等，成为一部工商业的小型百科全书，受到工商界人士的欢迎。
1944年底，研究所就当前工业界之困难多次举行座谈，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民营冶炼、机器工业滞销的危机，并将各方面初步意见汇编为《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工业界当前困难解决办法》送工业界参考。经进一步座谈，搜集工业界人士的意见，会同研究人员、工业技术设计专家、工程师等集思广益，反复论证，拟订出《换救冶炼机器两工业目前危机办法草案》及《动员冶炼机器两业大量制造农业相具以挽救工业危机提高农业生产方案》。这两个方案均以救活冶炼、机器工业为主旨，提请当局迅速决定铺设四川省内轻便铁道、修理长江区损毁轮船，并且大量制造农业机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工农两业同时受益。两方案经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五工业团体向国民党政府联合提出，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认为不仅可救当前工业的燃眉之急，且能为战后工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为实现上述方案，章乃器还倡议国家银行和社会共同投资，由银行承受股票，将所得资金用于投资联合企业，以挽救钢铁冶炼工业。
章乃器除主持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外，还参与了工商界其他方案的研究制定以及公益事业的兴办。他与胡西园、吴羹梅等代表工业界参加了1943年6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生产会议，由吴蕴初、章乃器、吴羹梅联名提出了《工矿业固定资产增值转作资本的建议》。他还同潘序伦、吴羹梅、徐崇林等参加了中国工业协会的税制研究小组，针对当时工业税收过重的情况，提出改进稽征办法的建议书，要求政府在国家预算中规定所得税的合理数额，各地各业各单位的税额应通过市商会协议合理分派。
在重庆期间，章乃器不断在《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经济评论和学术论文，阐述他对财政经济及中国工业化的观点。
章乃器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少数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游资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所造成的。他主张在大后方建立股票市场，鼓励储蓄和劝募公债，以吸收游资；同时以行政法令控制商品的运输和囤储，稳定商品和价格，再以国家金融的力量执行运销，以平抑物价。
在此期间，马寅初先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僚资本搜括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的劣迹，使孔祥熙大为狼狈。为此孔曾几次宴请章乃器，并派顾翊群登门游说，请章乃器写文章反驳马寅初。章乃器不但不为所动，反而于1941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由节制游资说到国民财产总登记》一文，主张冻结游资、规定法币使用限额、推广票据流通；同时对国民的土地、商品、外币、证券和债券等财产实行总登记。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主张
“消灭秘密财产制度”，“厉行财产一名制”，以防止官僚资本“利用金钱势力，左右政权”（章乃器：《我国战后经济建设的两大问题》重庆《大公报》，1943年5月16日），对其在国内和国外的财产进行严格的调查，并依法课税。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倡议“阳光法案”的范例之一。
章乃器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的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的工业发展也应该是立体的发展。”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须会造成重复建设和技术浪费，中国应该建立“以自足自给为最高目的，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章乃器：《工业的立体发展》，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15日）。
章乃器希望中国在战后会出现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实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的民生主义。他提出中国战后的建设，必须解决两大问题：
(1) 如何大量动员国内私有资本，而同时能防止资本主义的抬头；
(2) 如何大量吸收国外资本，而同时能保护国民的产业。
章乃器主张制定法律保护民营企业，鼓励其扩大规模，使他们能在战后和国外工业竞争。他认为：“我们不要有大资本家，但是须有大规模的企业。那可能是合作制度，也可能是大公司小股东的制度。”（章乃器：《我国战后经济建设的两大问题》，重庆《大公报》，1943年5月16日）他对抗战期间商业资本的膨胀和土地资本的扩张深为不满，指责国民党政府“在税制上显然存在着抑制工业资本，鼓励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的情形”。如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那不但要予战后工业化过程以不利的影响，而且要使社会开倒车”。他要求当局对工厂将资产增值部分转为新股者免征直接税，并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债发行限额；建议工业界运用信用手段争取长期资金并加快资金流通，如组织工业银团发行联合投资证券，设立联合承兑所；呼吁银行提高工业贷款的放款比例，建立股票市场等。
章乃器认为，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国家在对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保护关税、贸易统制、汇兑编制等)的同时，不应反对在平等的原则下有计划的吸收外资。他说：“自然最好的办法是借外债。聘请外国技师，以至购买外国的专利，而不必让外人设厂。但如不可能，让外人设厂总比没有好。外人投资设厂，自然要采取特许制。要订立合同，规定年限，还要附带在一定时间以内以技术传授国人的条款。特许经营的项目，限于我们无法经营，或虽能经营而质量却离必需的水准太远的事业。我们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我们要竞争，还要学习，然后能有飞跃的进步。倘使国内已有的竞争不足以策进步，我们就应该欢迎外厂来竞争。这是一种竞争，同时又是一种学习，‘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无竞争者业必衰。我们不能盲目让外厂自由发展，也不能盲目的反对外厂。”
（章乃器：《我国战后经济建设的两大问题》，重庆《大公报》，1943年5月16日）
章乃器在抗战胜利前夕，还亲赴甘肃考察，参观了玉门油田，并到山丹县和正在那里兴办工厂和学校的路易·艾黎再度会面，交换对于“工合”运动的意见。回到重庆后，他在工商界“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说，初次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设想。
章乃器发展中国工业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但他的经济思想，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 民主建国会的发起
1944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一度消沉的民主宪政运动重新在大后方兴起，要求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与日俱增。
1944年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迁川工厂联合会等5个工业团体联名向全会递交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章乃器、吴蕴初、吴羹梅等89位工业界人士于5月24日在重庆集会，要求政治民主、生产自由、保障人权。9月1日，章乃器与黄炎培、张志让、杨卫玉、孙起孟、吴蕴初、吴羹梅、卢作孚等30人联名发表《民主胜利献言》，提出实现民主宪政、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开放言论、维护民族工商业等九点主张。翌年1月，又联名发表《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进一步提出准许各政党公开，并与各党派推诚合作，切实保障人身、言论、出版、新闻自由，释政治犯，征收累进富民捐，并利用外人外汇以裕国库，防止通货膨胀等20条主张。这些活动，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形势下，要求与闻国是，澄清吏治，实现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
1945年8月，章乃器在西北考察途中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迅速返回重庆。他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共同发起以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章乃器自离开救国会之时，即开始酝酿组织政团。抗战胜利前他常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胡厥文、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杨卫玉等聚谈时事，并多次参加“国讯同志会”的宪政座谈会，组织政团的构想日臻成熟。中共对民主宪政运动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推动，董必武曾派秘密党员陈钧（之一）向章乃器转达中共的提议：请他出面联络工商界人士，组成一个政治团体，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据章的前夫人胡子婴回忆：“当时章乃器在政治上采取中间路线，毛主席到重庆的时候，很多倾向进步的人都去求见，章乃器不去。”“毛主席在重庆想和工商界的领袖人物见见面、谈谈话。可是，若由共产党人直接出面邀请吃饭，怕工商界不敢去。因而想请一位工商界知名人士联合具名邀请。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罗叔章。我和罗叔章先去找刘鸿生，刘鸿生不肯；又去找章乃器，章乃器也不肯。最后由我去见吴蕴初，罗叔章去找吴的夫人吴戴懿，商量结果，吴蕴初答应了，由吴和王若飞共同具名邀请了一些工商界上层人物，在‘桂园’和毛主席见了面”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第81页）。
胡子婴的回忆录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的一段细节，即章表示不去见毛泽东后，“我骗他说，周恩来同志要去看他，他说，那我先去看周恩来，然后才去看了毛主席”。章乃器不认识毛泽东，主动登门求见不符合他的个性。他与周平日往还较多，采取这个变通方式，使他既与毛泽东建了面，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9月17日，毛泽东与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等工商界人士座谈。毛泽东对大家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依靠政治权势的官僚买办资本。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关于中共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数日之后，章乃器与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设宴宴请毛泽东和董必武、王若飞。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办事处举行座谈会，邀请重庆工商团体的负责人，章乃器再次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毛泽东返回延安。10月19日，周恩来应邀到工商界“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为了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与民主两件大事。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是统制得太多，管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说国家资本、个人资本和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这三种资本中私人资本占大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魅力，给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缩短了他们与中共的距离。但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承诺也随之改变。
民建的发起是与国共两党的谈判及政协会议同步进行的。近年所见关于民建发起历史的记述，多根据《黄炎培日记》的内容，即黄氏于1945年8月21日“偕（杨）卫玉访胡厥文，商组织问题，厥文正有同感”，并相与评论了拟与合作的章乃器等十五人，次日即约章乃器、林继庸谈组织问题。但这些都只是发起过程的一部分，团结起来推动政治、经济民主，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抗战胜利后民族工商业家中有识之士的共识。黄、胡两人提供了组织政团的人脉资源，但要赋予这个团体以政治灵魂，规划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实非章乃器莫属。由于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其在民建创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淡化。
当时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教育团体。为使该派的职业教育事业避免政治风险，曾另行成立了一个政治小组织——“国讯同志会”。该会曾主办《国讯》和《宪政杂志》以及宪政讨论会等活动，但只有四条模糊的“信条”：一、高尚纯洁的品格；二、博爱互助的精神；三、忠勇义侠的气概；四、刻苦耐劳的习惯。后来虽然增加了“正确进步的思想”作为第五条，但始终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黄此时已辞去民盟主席职务，“职教派”在盟中的作用削弱，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形势下，急需出台一个新的政治组织。黄炎培看准工商界有与闻国是的要求和经济实力，过去职业教育社多年向工商界输送了人力资源，在工商界有不少人脉。胡厥文的岳父沈信卿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与“职教派”有历史渊源。
如前所述，胡厥文主持的迁川工厂联合会是经济组织，同样没有政治纲领。工商界人士虽然不满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向往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但因背着企业的包袱，大部分人对直接问政视为畏途，宁可在经济上给政团以支持。胡本人是一个爱国实业家，为人忠厚稳重，虽有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无任何从政经历，与黄炎培相比，阅历和政治经验均感不足。胡认为“工商界的多数人不善于搞政治”，
“建议黄炎培与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章乃器合作”（尚丁：《黄炎培》，第133页），把章推到了前台。胡本人虽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但自1946年至“文革”前夕的二十年间，长期居留上海，在民建会内部一直保持低调。
胡厥文推重章乃器是有理由的。据吴羹梅回忆，“在迁川联合会里，我们有一个以章乃器为首的朋友小集团，章乃器在当时的工商界里威信较高。他思维敏捷，社交能力强，能言善辩，而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比较了解，主意也多，吸引了一批人。”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间，大家交流一下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边吃边谈，气氛又融洽又活跃。……那时，许多有关工商界的新主意、新办法都是在这个小聚会中酝酿的，如设立新兵服务社，成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倡议增值转资，简化稽征办法等等。”（《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第71页）这个小集团主要成员有：
“味精大王“吴蕴初、亚浦尔灯泡厂经理胡西园、陈蝶仙家庭工业社代理人庄茂如、冠生园冼冠生的助手徐佩熔、申新纱厂副厂长厉无咎、京华印书馆的沈云峰、重庆轮渡公司的张澍霖、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以及章乃器等人，都是当时工商界的精英人物。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为民建的发起人。
当时章对与黄的合作也是有顾虑的。1935-1936年上海救国运动初起时，黄曾参与其中，但后来态度有变，登报声明退出。“七君子”入狱后，他说过这些人是“求仁得仁”一类的话。当时杜月笙、钱新之充当蒋介石的诱降说客，黄与杜、钱关系非同一般，曾与钱联袂探狱传话。黄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主席，因受蒋介石的责难及盟内的歧见，半年后辞职；1947年他又主持民盟的解散，此乃后话。但章与黄、胡等在政治上都主张“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是都拥有自己的事业，属于“专业人士”，符合章乃器搞“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的主张。在胡厥文的撮合下，三人达成了共同发起政团的共识。后来，另一位中间路线的理论家施复亮也加盟其间。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晚，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四人还聚谈过一次，以后便进入紧张的实质运作阶段，并共推章起草文件。章乃器在救国会时素有“宣言专家”之称，这次更将自己的民主宪政理想注如入其中。他起草的成立宣言、政纲、组织原则、章程等，经与黄、胡等反复讨论后定稿。民建的成立宣言强调“平民政治”和中间道路，认为战争、社会矛盾、殖民统治、流血革命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世界的平民没有普遍的觉悟，没有广泛的团结，因而不能发挥他们潜在的伟大力量”。宣言沉痛地说：“在抗战初期，我们期望政治能因一致对外而澄清，社会能因全民动员而进步。但是结果怎样？在胜利到临的时候，我们对于国家的前途，又是如何一番的热望，现在又是怎样？抗战八年，反而使一部分人更加泯灭了人性！残酷、贪污、欺诈、腐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一切都只有变本加厉，看来几乎不象人的世界了！一个结论：平民自己没有力量，一切希望都要落空！”宣言宣称：“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1945年12月16日，《平民》周刊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
民主建国会的政纲分为总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五个部分，共46条。总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要求“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入宪法，以确定全民共信守之范围。”总纲主张：“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反对“军人武断政治与夫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必须使从事生产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之发言权”；经济须以科学为指导，而以社会为基础”。政纲的政治部分提出：“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为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之自由，应予切实保障。”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司法须独立，文官制度须切实保障，均不受政党或其他势力之控制与影响。”要求“铲除贪污，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实行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选举与公民投票。在外交上，主张“团结美苏英法”，“以爱好和平之赤诚，巩固联合国之基础，用达世界大同之终极目标”。政纲的经济部分主张“经济民主”，“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计划的制定“必须按照民主方式”，“人民须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认为“国营企业之官僚化与私人企业之独占化，同为经济建设之大敌”，主张国家制定一系列保护和扶植民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并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政纲的社会部分主张“人民有工作权”，“社会保险制度必须逐步施行”，实行“劳资合作”，“扩大妇女教育与妇女职业”等等。其教育文化部分主张普及义务教育，保障“教学之自由”和人民“办理学校及文化事业之完全自由”等等。（《平民》周刊第1、2、3期合刊，1946年12月。）
民建的组织原则宣称：民建“为人民与闻国事之集合，但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据说起草时章乃器曾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员均不得参加民建，但由于无法识别参加者的政治身份，最后定稿为：“广泛征求无政党关系者之参加。其已有政党关系而仍愿以争取本会主张之实现为其当前之最高任务等〔者〕，亦所欢迎，但于必要时得加以限制”。组织原则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民建的章程还规定会员应非现役军人（《平民》周刊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1946年1月）。
毫无疑问，这些文件充分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显现出执笔者章乃器本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除鲜明地提出“不右倾，不左袒”为揭橥外，有两点在中国党派史上最具特色，一是首先在政治纲领上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明确提出了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的要求；二是首先在组织原则上“不采取领袖制”，以防止个别领导人在会内实行家长制和个人独裁。这些都是其他政党未曾提出过的。“不采取领袖制”的集体领导原则，一直实行到50年代初才被打破。
为和平民主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热切希望能够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和政治民主。根据协定的规定，1945年10月，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章乃器和马寅初、杜斌丞、邓初民、史良担任了民盟代表团的顾问。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章乃器在大会上说：“兄弟服务社会三十年，其中二十年谨守岗位，埋头苦干，谨守岗位的结果，其失望是和大家一样的。于是觉悟到守岗位并不是守岗笼，守岗位必须高瞻远瞩，还须是带千里镜听收音机，才能守得住岗位，所以觉到必须组织起来，与闻国家大事。这是一点。第二、要和平统一，必须民主，国共两党，仇恨太深，必须第三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公正之态度做和平统一的基础才行。第三、有很多外国友人忧心中国国事，关心中国团结问题，可惜我们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公意，能给他们得到一测验的标准。第四、现在贪污横行，行政效率低落，假如人民不站起来，即无法肃清贪污，提高效率。要人民有权，才能使政府有能，政治才能上轨道。所以政治清明，就须要我们有一种组织。”在这次大会上，章乃器当选为民主建国会理事，并在12月19日的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与胡厥文、黄炎培、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一同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同时兼任会员组主任，并负责筹备成立了重庆、上海、港九三个分会。
为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和平与民主，1946年1月8日，民建假座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到会政协代表、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共110余人。应邀出席的各党派政协代表有：中共的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的邵力子，民主同盟的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的陈启天、杨永浚、常乃德；无党派代表王云五、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等。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褚辅成、王昆仑、阎宝航、陈铭德、蒋匀田等各界知名人士也出席茶会。章乃器代表本会向与会人士宣布了民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的初步意见。意见书共分为8条：(一)开会前为表示协商的诚意，国共双方首先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解散特务机构。国民党政府应保证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使政党合法化。(二)会内须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以便讨论专门问题；会外组织军事调查团，以便及时查明双方冲突的真相及其责任。(三)会议完全公开，公布全部记录；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表示意见。(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先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议会议而充实其职权，成为最高政权行使机构。同时建立各级地方议会，地方官吏也须实行民选。(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必须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重选国民大会代表，重新起草宪法。(七)在过渡过期，必须商订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其内容除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外，还应包括经济民主化。(八)会议应检讨当前的复员问题和经济政策。（《新华日报》，1946年1月7日。）章乃器要求代表们“抱必成的决心，死生以之，以求无负于全国人民的期望”。
各界来宾在发言中，对民主建国会的意见表示赞赏。董必武说，民主建国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针对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发言中提出协商会议的成功，有赖于各党派“在利益上和意见上互忍互让”，“在理想上互让互容”的提法，董必武强调，“互让容忍和互相谅解的精神自然是很重要”，“但是容忍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协商会议第一应解决停止内战的问题，其次是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章伯钧在发言中说：“今天工商界代表组织起来支持民主是很好的现象，必须工商界和平民联合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平民》周刊第1、2、3期合刊，1946年1月）
自这次招待会起，民主建国会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1月14日，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章元善、孙起孟、酆云鹤访问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阐明民建的政治主张，以争取美国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支持。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民建又于1月16日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第二次意见书，提出所望于会议本身者，“以争取人权保障之实现为先，政权之开放为次，治权之充实又次之”。“其首须解决之大原则，为法统论之地位，其次为商定共同纲领。”“党派权利可以让，宪政初基之圣洁与人民基本权利则不能退让。”（《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第二次意见》，《文萃》第17期，1946年1月30日）第二次意见书还就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货币、企业自由等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民建两次意见书中的不少主张，最后均被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所接受。
为促使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民建还推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联络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发起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1月11日，民主建国后、救国会、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三团体联合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协会、育才学校等20个团体的代表，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址集会，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推进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陶行知、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35人为理事。协进会决定：(一)在政协会议期间，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一次，邀请政协代表报告当天开会情形，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二)在最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
协进会自1月12日至27日举行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受到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参加者从最初的3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前三次大会在江家巷口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合作会堂”举行。因场地狭小，听众激增，自第四次大会起改在沧白路之“杨沧白纪念堂”举行。王若飞、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东荪、梁漱溟、郭沫若、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先后到会讲话。章乃器是第七、第八次大会的主持人。在此期间，协进会还于20日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陪都各界庆祝和平大会”，章乃器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此外，民建还单独举行了三次政治协商会议讲座。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和民盟代表在政协会议上的斗争，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视，随后便制造了沧白堂、较场口事件等政治血案。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为揭穿反动派的种种无耻谰言，筹备会于2月13日发表《向全国同胞控诉书》，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制造血案的真相；提出严惩主犯、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人民自由等七项要求。（《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17日，筹备会再次举记者招待会，章乃器在会上驳斥了反动派散布的较场口事件系“地方性问题”、“法律问题”、“习惯问题”的论调，严正指出：“在陪都产生这样的血案，决不能看作只是地方性事件，这一破坏行动的企图，很明显是一种有组织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行动，所以不单纯是法律问题，而是一政治问题，是民主与反民主问题，至于说习惯，只是法西斯习惯。”他充满自信的表示：“光明终要战胜黑暗，正义在我们人民方面，同情也在我们方面，我们要争取民主，为民主而奋斗。”（《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
其后，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愈演愈烈。22日，国民党挑动重庆部分学生举行反共、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9人。数日内上海、成都、北平、昆明、南京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游行，一时乌云翻滚，打风盛行。章乃器不畏强暴，始终站在这场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最前列，除与特务刘野樵等对薄公堂，进行法律斗争外，还不断在报刊上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在得知特务威胁将再度对他施暴时，许多朋友劝他暂避，但他毫不退缩，在家中储放酒瓶、石块，准备给来犯的暴徒以迎头痛击。直到重庆市地方法院对这场官司以不了了之，他才离开重庆前往上海。
1947年1月民盟二中全会召开前，因国社党、青年党已退盟，民盟拟扩大组织，吸收民建、民主促进会及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小民革”）参加，但民建内部的一部分企业界人士，认为民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不主张加入。最后决定民建会员可以个人资格参加。
章乃器在回顾民建的创建历史时说：“那时幻想国内可能有一、二十年的和平局面，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会有相当的发展。在此期间，我们不能不做工作，而要做工作，则必须有一套适应时代环境的政治态度。这就是中间偏左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认为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总比法西斯独裁好。当时还认为，民族资本家组织起来之后，可以在中共所主张的‘三三制’当中争取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国共两党之间，起缓冲作用，保证和平建设的发展。所以，当时对争取国内和平是勇敢的。这种幻想，直到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以后，才逐步破灭。对蒋介石也才由失望逐步发展到绝望。”（章乃器：《根据事实，全面检查》，1958年1月，未刊）
2004年2月5日 定稿于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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