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有关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论争，某些文章措辞之激烈，实为“文革”结束以来之所罕见。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当时救国会领导层对该条约的表态，其中也涉及我的父亲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国会的问题。辩论的双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与我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时，我的意见是：当事人亲属须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争，心平气和地把史实讲清楚就可以了。见仁见智，悉听历史公论。本文的撰写也将遵循这一原则。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主张中苏友好的。他在20年代就反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30年代在上海参加“苏联之友社”，还成立了一家促进中苏贸易的机构。50年代他曾访问苏联，并一直保存着斯大林元帅赠送的一架照相机（“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砸碎了镜头）。甚至到了“反修防修”的60年代初，他在罢职闲居的景遇中，还致函毛泽东，对中苏交恶表示异议。但父亲除了反对《日苏中立条约》外，在1957年还公开批评过斯大林。“独立思考，是非分明”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
救国会“七君子”
在抗战爆发后出狱，不久，父亲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之邀，到抗日前线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1939年6月父亲，应蒋介石的电召“赴渝述职”。既是应召前往“述职”，孰料蒋竟然不出见，紧接着又下令“章乃器另有任用，应免本兼各职。”其实这是蒋介石使出的“调虎离山”计，原因是父亲在安徽与国民党桂系、中共新四军都合作得很好，不但使濒临破产的省财政扭亏为盈，还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于是该省的国民党CC派和地方势力，纷纷向蒋造谣告密，说他“勾结奸党奸军”，令蒋委员长很不放心。后来经戴笠查明是诬告，蒋介石派贺耀祖来劝说父亲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拟委任他为四联总处１专员，最后又征求他出任陕西或甘肃省的财政厅长，均被父亲拒绝。从此他再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
父亲在重庆重新同救国会的朋友们见面，这时会内已开始发生人事纠纷，他感到救国会目前的活动方式，已不可能象往日那样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产生了消极情绪。1941年春，救国会上层因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产生分歧，促使他脱离了救国会。
中国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得到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援助。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南进”战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极力谋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抽出兵力巩固中国战场，进兵东南亚，从英、美、荷等国手中争夺殖民地和战略资源。而斯大林为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作战，也不愿同日本发生战争，希望把日本的进攻矛头引向南洋。苏联继签订《苏德友好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又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条约中还包含一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根据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四条：“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後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
该协定第五条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抗日战争爆发后，两国于1937年8月20日在南京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除法西斯国家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斯大林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作出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抉择，除在国际法法理上违约外，也背弃了“胜利了的民族应该解放被压迫民族作出更大牺牲”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使中国成为这一条约的最大受害者。
条约签订后，中外舆论哗然，也给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困扰。在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毛泽东是强调既团结又斗争的；但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特别是对以“老子党”自居的苏共，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共不能不发表声明，维护苏联的威信。
救国会的领导人当时曾联名写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认为苏联的这一做法“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并从法理上对条约的内容提出质疑，要求作出解释。
据王造时回忆：“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情的结果，认为救国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然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２，除邹韬奋因生活书店被压迫已潜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早史良家里签字。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记得陶行知声明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是赞成的，但不赞成公开发表，故未签字。”
签字的信件共有两份，一份由沙千里派人送苏联大使潘友新转交斯大林，另一份则由王造时送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交中央社发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说：“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友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后来救国会恐该信被利用作为反苏的口实，于是又安排收回了这一信件。关于此信的收回始末，有两种记载。
一是钱俊瑞说：“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政府出于应付形势的必要，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立协定。中国有些人起来反对，衡老（沈钧儒）由于了解情况不够，也附和签了名。后来，恩来同志找他谈，把当时国内外形势详细地讲清楚，对他的参加签名提出了批评。衡老立即表示，‘我一时糊涂，错了。’并说：‘我立即撤销我的签名，当众认错，还可以做一番宣传。’”３
二是萨空了说：《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一天我得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有个内部通知，说救国会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等人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条约的签订，此文国内不要发表，可在海外发表。我立即去找李公朴，告诉他这个消息。公朴一听立刻领悟到这个声明有不妥之处。我们一同去找沈老、沙千里，把我们的看法告诉了他们。我们认为在当时，发表这样的声明对团结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德意日侵略者不利。沈老听后，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对的，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次政治上的失误。后来大家想了个主意，以补充内容为理由，又把这份声明从国民党宣传部要了回来。后来沈衡老多次就此事躬身自责。”４
王造时后来回忆，1957年3月他与萨谈及此事，“萨空了说，你们知道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为什么没有把信交中央社发表，而侧面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说我至今不明白。他说有人把你们亲笔签名的信从伪中宣部拿走了，伪中宣部没有根据，恐怕（别）人提出质问，不敢交伪中央社发表，只好拿到香港去发表了。我追问他，是怎样从伪中宣部把原信拿出来的，萨空了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５
如此看来，似乎是萨、李向沈钧儒进言并收回信件于前，周恩来批评在后。但萨空了没有说明收回的具体经过。这种签了名又以补充为由收回的事，后来在民盟调停国共内战时还发生过一次。
父亲当时是不同意收回的，而且后来也一直不肯认错。他认为救国会作为一个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如果在这一关键时刻不对苏联的做法公开表态，就无法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及其在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丧失存在的依据。据胡子婴回忆：在受了周恩来的批评后，“沈衡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６
上述几个当事人中，王炳南、张友渔、钱俊瑞、萨空了、沙千里皆为中共秘密党员，不过前三位的身份很早就公开了。他们应该是知情的人，不知为何，王、张、沙的回忆录中，均未见到公开信起草过程的记载。
父亲在1958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39年5月我从安徽回到重庆。我发现救国会活动的圈子很窄，工作也只是重复党的声音和行动，而不能加以发展和扩大，所以起不了多大的影响。同时，内部已经发生了张申府和沈老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且已经表面化。我对于当时左舜生之流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是憎恶的。但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我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我认为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这样，我就在不动声色、不伤感情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救国会的活动。”７
知识分子应该是“直立的思考者”。父亲是一位学者和专业人士，参与政治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国民党和一些在野党派中“结党营私”的风气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一直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在他自己所参与创立的政团内，也一向公私分明，从不搞小宗派。在内心深处，他没有党派利益的门户之见，一直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据我所知，在脱离救国会之后。他与当年的同事们一直保持着私人情谊。
当时被推举起草公开信的王造时，在将信件交给王世杰的次日就离渝赴赣。后来他接到沈钧儒来信，大意说“自你离渝后，此间谣言纷纷，盼速来渝面谈一切。”据他回忆，过了些时候在重庆见到沈，“谈到这个问题，颇为痛心。他并且说外面有谣言，说我们拿了国民党的钱。我愤然说，你拿了没有，你相信我拿了没有？他说我不相信，但事是做错了。”８
1944年9月，救国会的许多成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但不知何故，王造时没有加入。
1945年冬，救国会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14个党派单位之一的救国会，于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初抵莫斯科访问的第三天）宣布解散。而公开信的起草者王造时，则长时期受到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七君子”中的沈钧儒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也先后出任部长职务，而王造时没有被安排行政职务，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据史良对他说，“党对你有些误会，将来慢慢可以说清楚”，后来他又听张孟闻说：“中央某负责同志说因为一个什么条约的事情党对我有误会”９。这位“负责同志”是谁，至今没有人说清楚。
1957年3月，王造时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3月21日上午，他特地去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等澄清此事。张告诉他：“我们当初听到谣言说，这封信是你事先起草好的，强迫大家签字，如果不签，救国会就有分裂的危险，并且谣言说国民党拿出了一笔钱来发动这个运动。”
当晚，王造时与史良、胡愈之、千家驹等原救国会的朋友们在沈钧儒家聚餐时，曾情绪激动地要求大家为他作证。史良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衡老师听到此事就痛心。这件事情当初是我们大家做的，由我们大家负责任，不能由你单独负责任。这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１０
周恩来于3月27日召见王造时，王又就此事向周作了简单交代，因王造时的遗稿残缺，周对此事的表态内容至今不得而知。但王谈到了周问他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了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１１
救国会在历史上是与中共配合得最紧密的民主党派。周恩来重提恢复救国会，或许与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有关，但目前没有公开的文献档案可为佐证。王造时曾为此奔走访问了一些救国会的老朋友，除顾执中积极支持外，响应者寥寥。原救国会重量级人物沈钧儒、史良已在民盟掌权，均不赞成恢复，并劝他加入民盟。
王造时又去见章乃器，谈及在公开信问题上，自己和沈、史等“都承认在政治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时，父亲的态度却迥然不同。王造时是这样记述的：“他说他不认为是犯了错误，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他并且说应该追究是什么人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完全推在我身上。”１２
至于恢复救国会的提议，父亲也一口回绝：“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１３
此外，王还记述了他的安福小同乡罗隆基对公开信问题的看法：“这个误会，史良同志等应负责任。他们是随时可以向党中央负责同志替我解释清楚的。这就是所谓‘共患难易，共利害难’了”。１４
3月29日晚，两位统战部的领导去看王造时，王谈及救国会朋友们的表态，他们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大家都觉得畅快。你承认是政治上的一个错误，那是政治家的态度，章乃器是顽固。我说这个历史包袱解除了，我特别感到愉快和兴奋”。１５大概是出于重获信任的喜悦，他马上响应了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
但这种“皆大欢喜”的氛围，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无论是刚卸下包袱的王造时，还是“顽固”坚持己见的章乃器，这两位“七君子”中的
“难兄难弟”再次落难，同时被打成了“右派”。
至于是什么人把责任推到王造时头上，至今仍是个谜。
１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的简称，是国民党官方的金融管理机构。
２ 指救国会“七君子”。
３ 钱俊瑞：《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岁诞辰》，《沈钧儒纪念集》，第83页。
４ 萨空了：《怀念衡老》，《沈钧儒纪念集》，第103页。
５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第220页。
６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二辑，第80页。
７ 章乃器：《我和救国会》，《救国会》，第449、450页。
８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第217页。
９ 同上，第218页。
１０ 同上，第219页。
１１ 王造时：《恢复救国会问题》，《我的当场答复》，第221页。
１２ 王造时：《我的检查》，《我的当场答复》，第251页。
１３ 章乃器：《我的检讨》，《章乃器文集》下卷，第666页。
１４ 王造时：《我的检查》，《我的当场答复》，第251页。
１５ 王造时：《关于〈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我的当场答复》，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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