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李锐同志米寿寿庆。在现时中国，一个普通人，能活到八十八岁已不容易，而像李锐这样，青春矢志投身革命，饱经沧桑历尽坎坷，坐“自己人”的监狱九年，被“自己人”流放了九年，受过无数折磨和煎熬，挨过无数批判和斗争，仍在中国孜孜不倦追求民主和科学，力争人民自由和幸福，促进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到了八十八岁，还和年轻时一样，信念不移，奋斗不息，这就难上加难。这样大写的人的米寿，确实应该好好地庆祝一番。
我写这篇祝寿文章时，首先想到的是他这一生，在不息的奋斗中建立的功业。这些大大小小的功业，一时数不清，但，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件：
一、写出了可以也必将传世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逆向发展，影响极大。对这一历史事件，如果留下了空白，任由伪史流传，中国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很难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人们也就很难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乃至于任随这段历史重蹈覆辙，贻害世人。李锐是会议的参与者，他根据亲身的经历，完整的记录，对这一事件讲了真话，客观上对当代中国历史逆向发展的这个重要关键，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现时中国，讲真话很不容易，对党史中的重大事件，由于许多材料和档案没有公开，讲真话尤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实际上已到了类似于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时代”，过去和现在的许多老共产党员，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感，也出于对历史和对自己早年信仰的责任感，敢于站出来讲真话的人是不断增多了。于光远、任仲夷、胡绩伟、杜润生、李普、曾彦修、戴煌、邵燕祥······以及去世的李慎之、王若水、吴祖光、吴有恒······等等，都是这类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这些名字，犹如无数明亮的星辰，闪烁于中国的夜空。人们称之为中国的头脑和良心。有人作过粗略的估计和推测，这类老共产党员，在各个领域高级知识分子的老党员中，约占半数。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党外的坚持讲真话的杰出代表呢，还有许许多多人们所不知道的精英人物呢。李锐就是这支讲真话的队伍中的佼佼者。他在强调讲真话的人们中，是卓越的“精神领袖”之一。以后，如果有人越不让这些人讲真话，如果对这些人加的压力愈大，那么，这个队伍就会越迅速地扩大。尽管有人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实，但它却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关于《庐山会议实录》的事，本文在底下还要详写，这里只约略提一下，开一个头。
二、在“大跃进”的年代，经过在高层的论辩，打消了当权者要使三峡工程立刻上马的打算。“大跃进”是个疯狂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如果下令让三峡工程上马，“高峡出平湖”，在无法保证工程优良质量的情况下，就会使长江下游各省化为泽国，真正是“人或为鱼鳖”，造成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在这以后，由于水库垮坝造成的大水灾，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如一九七五年八月的河南、安徽淮河流域由于水库垮坝造成的水灾，死人以数十万计。此事直到去年才公之于众）。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三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再争论中，他又是一个积极的反对派。当然，反对派中，还有黄万里、周培源、孙越崎、王淦昌、千家驹······等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和先知。现在三峡工程已经上马了，此后，由于
这个工程带来的生态平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引发地质灾害问题，泥沙问题及库尾淤塞问题，以及移民问题，古文物被破坏问题······等等，还要作进一步深入的论证和研究。这就是说，整个三峡工程上马的利弊、是非、功罪，还要由历史来作结论，由后世的子孙来作评说，这里不便详写。但不管怎样，李锐在这件事上，立下的功业，是怎么也抹煞不掉的。
（二）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庐山会议实录》这本大书，对人们思想启蒙上起的作用。且以我自己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是一九八八年九、十月间，就知道李锐在青岛度假时，写完了这本书，当时就想争取在湖南出版。一九八九年春，我参加中国出版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在北京停留数天，商得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意，用他们的副牌春秋出版社的名义与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内部控制发行，在湖南印制。因为当时，湖南的书籍出版周期较短。书稿是由我从北京带回湖南，所以我得以先读到全书的手稿。
我是一九四七年“五二O”学生运动后，从上海到冀察热辽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当时参加革命的目标，是献身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统一”的新中国。这个目标，也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揭示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受“光荣、正确、伟大”的教育，还受到“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等类思维方法的影响，所以，争取民主、自由与对共产党高层理想化的两种想法，常常交叉着影响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翌年到农村“监督劳动”，深入接触了多方面的实际后，思想上逐步有些开窍，但总还脱离不了过去的一些思想框框。在读完《庐山会议实录》书稿后，大吃一惊，恍然大悟，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先后产生如下的感觉和想法：
头一个感觉是：“哦，原来如此，”“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怎么就会变成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皇权中心”或“专制主义的源头”呢？这就彻底打破了我原来的思想框框。
毛泽东当时正热衷于超英赶美、与苏联并驾齐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出奇迹。而且把“大跃进”，创办人民公社看成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有人说，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这些都是要成为国际共运最高领袖的必备条件。这个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以上方向是不容怀疑，当然更不容反对。彭德怀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只是提出了“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且提得还十分不够，十分委婉，立即被认为是对这个方向的怀疑和反对；张闻天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极言直谏”（《庐山会议实录》旧版P.157）完全支持彭德怀的信，这就更不得了，这样对毛主席的批评还了得？随即被划入反党集团。这不是典型的专制主义又是什么？这又哪里有一点点党内民主，有一点点“伟大、光荣、正确”的影子呢？
对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几次讲话，人们都有普遍的反感，我也是这样。大概这是因为，这些讲话的错误，已经被历史彻底检验过了。尤其对他讲话中无中生有（如，把赤胆忠心的彭德怀等人，诬指为“组织军事俱乐部”，有“魏延反骨”，且诬指彭“里通外国”），不讲道理和口是心非（如，大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而彭德怀的信，明明是根据客观世界存在的实际情况提出反映，却指他是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等等），人们对毛八月一日在常委会上的讲话和八月十一日在大会上的讲话，则尤为反感。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对大搞“阳谋”、“引蛇出洞”，洋洋得意，这次，他也把这一套搬进党内来了，且公开讲：“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的鲨鱼”。（《实录》旧版P.331）“我是蝙蝠，开头属你们俱乐部”，以后，“180度转变”（《实录》旧版P.332）”。完全把在党内搞阴谋作为正道。试想，如果搞真正的民主，他无中生有、不讲道理、口是心非、倒行逆施的这一套，如果真正允许双方互相辩论，并真正保护辩论双方的人身安全，且有最高的仲裁机构，这种用最革命的语言掩饰最落后的专制主义的这一套，能够行得通么？
此外，当时盛行的个人崇拜，对毛泽东的盲目吹捧、附和，一些别有用心、野心勃勃、以整人起家且不断靠整人得利的人，如康生、柯庆施之流，在毛身边挑拨离间、造谣生事，无疑也使会议的形势，更加恶化。
此书出版后的若干年中，我和一些经历比较相同、且能随便谈谈的朋友，闲谈到对《庐山会议实录》的读后感时，他们最初的感想，和我上述的感觉，都大同小异。有的朋友还说过，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中国形势已开始逆转，到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又把反右中弄的那一套，用于庐山会议，这表现了党内的专制力量，出于保存他们自己势力的需要，集中打击了当时党内对形势有较清醒认识而又敢言者，这就导致了整个国家形势进一步大逆转，导致产生此后中国历史中一系列的不幸事件。这种说法，似有见地。
由第一个感觉，就思考了进一步的问题，党和国家产生这种极大的弊端，穷根究源，原因何在？答案就比较简单：根源就在于缺乏民主、缺乏受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的极权体制。一个掌握了政权而又不受实质性监督和制约的政党，这个党的最高层领袖，当然也就更不受监督和制约了。这样，一旦领袖犯了错误，（一般说来，这是很难避免的），就必然会在广大人民中酿成大灾大难。
与这种极权体制孳生着的，有三根丑陋不堪的支柱：一是个人崇拜。这是一种异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大小小公务人员，应该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现在，公仆被异化成了救世主，对救世主则不分是非曲直，一律许之为“英明、正确、伟大”，加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从中推波助澜，神化、美化、亮化某些领袖人物，以求自己从中得利。这样，就如前面所述，假使领袖一旦犯错误，全党也就跟着犯错误，使人民深受其害，贻患无穷。
二是虚假的宣传。与虚假宣传配套的是，实质上是不允许有言论自由，特别是，不允许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创作及学术研究的自由。因为实质上有了这一些自由，虚假的宣传就混不下去了，就无法继续营造封闭的环境来实行愚民政策了。极权体制本身就违背了时代的潮流，客观的真理。所以它害怕潮流，害怕真理；所以不允许人们对这种体制产生的各种现象和它的前因后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三是官本位制。这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专制制度留给社会的一种沉重的包袱。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做官最容易得利，在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官位又最容易靠不正常的手段获得它。所以人们就趋之若鹜。官本位制就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力量，乃至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是坚决拥护专制制度抵制民主制度的，也就是说，它是这种极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因为，为了他们自身的私利，他们本身就讨厌和畏惧监督和制约。
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引进实行现代化所极端需要的民主化，就必需对这个极权体制进行有步骤的、全面的改革。而进行这种全面改革，就必须有步骤地逐步改掉这三根丑陋的支柱。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想法，迄今尚未过时。
当时读完书稿后，最后一个想法是：应该让这本对中国当代历史讲真话的书，赶快出版，要让可以阅读它的人认真阅读，引发他们对国家、社会一些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考虑如何逐步扫除阻碍着国家现代化的专制主义的老根。这个愿望当时是达到了。书稿是由朱正担任责任编辑，迅速编好，由湖南教育出版社领导审稿并送到印刷厂后，不到半个月就印出来了。这在当时，已是最快的速度了。因为是“内部控制发行”，外面不易买到，出书后，写信来要书的人特别多，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尤多。许多人看了书后，对李锐写这本书评价很高。在我的记忆中，吕叔湘、钱钟书、萧乾、王子野、毕朔望······等许多前辈都来信赞誉此书出版。萧乾的信中还说，如果要他选十年来的三本好书，此书当是第一本。不久，在一九八九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后，随即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因主持出版此书，以及出版《新启蒙》文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探索丛书》（第一辑十种。作者中有于光远、曾彦修、王元化、廖盖隆、冯兰瑞、吴江、龚育之……等人。第二辑编好后，即被禁止出版。原拟先出版六十种的计划，被迫流产）等，被列为省内主要的“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并受处分。但，那一年春节，因为我受批判，到我家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有些且是不相识者。由此，深感民心不可侮。我自己也因而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我感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在关键时刻，只考虑自己，而脱离人民。这已属题外的话了，不便详述。不过，由此可见，要在中国维护极权体制的极左派势力，以及风派、溜派势力，实在不容等闲视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凶相毕露，伺机而动。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维护极权体制，就是维护他们本身的利益。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庐山会议实录》已改为公开发行，增订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湖南失去了一本传世之作的版权。其时，我早已离开工作岗位，具体情况不知其详。虽然也听到一些有点蹊跷的传闻，但，也没有兴趣去证实和研究它。
（三）
李锐在写作《庐山会议实录》及论证三峡工程中，都坚持讲真话。在关系社会和历史进程的大事上，能讲真话，除了要对这些大事，有坚实的知识基础，进行过有效的科学研究以外，还要有不计个人祸福得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来自一颗爱心——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心。此外，作为一个弱冠之年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党龄已近七十年，这颗爱心当然也来自爱共产党。爱祖国和爱人民，许多人对此容易理解，讲真话怎么也出于爱共产党呢？当前，有些人对此不易理解。如今，世界已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人类不分阶级、阶层和种族而共享的资源，你如果不提倡讲真话，不实行在人民中的言论自由，还在搞什么“守土有责”（难道要守住谎言的领土？）在网上搞什么“网络警察”；这样，就能够守得住人心？防得住传播真理的天火？（网上当然也有人传播邪恶之火。但扑灭邪恶之火的办法，也只能用讲真话来动员人们，靠人心来鉴别、扑灭，而不是靠所谓警察来横加干预），在新的时代，新的时期，共产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就会更加脱离人民，失掉人心；在历史的波涛中，也就不可能不遇到灭顶之灾。殷鉴不远，不可不慎之又慎。想有效预防党遇到灭顶之灾，这不是出于爱心又是出于什么呢？
孔子曰：＂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知者，是聪明的、有知识的人。李锐是知者。知者永远乐观和快乐。因为，他懂得理解和总结过去，洞察和分析现在，由是，他也就能预见和昭示未来。让过去、现在和未来汇聚于一身，通天意，达人情，能不乐观，能不快乐么？仁者，是指有爱心的人。李锐更是仁者。他的这颗爱心，爱他自己的祖国。他的祖国，文化灿烂，思想深邃，既富饶又贫困，且曾经灾难深重，不容重蹈覆辙。他的这颗爱心，还爱他自己的人民。这优秀的人民，勤劳勇敢，聪明善良，不屈不挠地摆脱贫困和无知，不容强加给他们天灾和人祸。当然他的这颗爱心也寄予自己的党，希望党在新的时代、新的潮流中，能彻底改革，去掉一切不合时宜、阻碍自己进步的枷锁，以便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安全地步入现代化。有这样广阔爱心的人，力避尘嚣，远离邪恶，他当然是应该长寿的。
恭祝既是知者又是仁者的李锐同志，能长寿，再长寿！米寿生日快乐，再快乐！
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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