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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的伦理底线
艾成茗
大约是两个月前，方舟子来信说他将和《探索与争鸣》对簿公堂，并在信中说了来龙去脉。接信后很是诧异，因为笔者觉得，学术争议的问题居然要依靠法律来解决，不能不说是国内学术批评界的悲哀。
学术批评早已有之，而且也是十分必须的；因为它对学术的演进起到了关键作用。学术批评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普遍知识的质疑，一是对某个人观点的质疑。关于前者，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怀疑态度，书在这里不仅代表了书本，还代表了约定俗成的常识。如果人们一直相信雷鸣电闪是天上的雷公电母在搞搞震，那么大概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明白闪电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人们认为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而不去质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约现在还处在远古那种分封制度罢。这种学术批评不容易上升为人身攻击，因为它的对象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知识本身。
第二种学术批评针对的是某人提出的观点。柏拉图早就在《理想国》中区分了“知识”与“意见”，指出人们对世界看法无非这两者的综合。任何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要求来说，当然都是先要悬置起来质疑的，即使这个人是至亲好友。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许多人都误解了这句话，以为爱真理和爱自己的师父是两相对立的。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终身对柏拉图敬若神明，虽然他很多观点和后者不一样。也许有人会说，哥白尼和布鲁诺不都因为学术观点和当局不一样，遭到监禁乃至焚烧么？但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天文知识涉及的是神权政治的核心问题，根本不存在学术自由的空间。
话又说回来，第二种学术批评因为针对的毕竟是个人的观点，容易在否定观点的同时把个人也彻底否定了；而且至少是在中国，这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战国末期，楚国的狂人接舆不满孔子的学说，不是正面和他争论，而是在见到孔子的时候大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孔子啊，你这人怎么道德败坏啊！”孔子穷困潦倒之余也无暇计较，只是笑笑而已，因为他明白接舆不过是在感叹“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到了现代，接舆的薪火虽未灭绝，却也不至于越来越盛。笔者接触到的学界朋友，对学术批评是界定得很清楚的。当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夏可君博士讲苏格拉底，讲毕，特聘教授张志林即站起来说他完全不知道夏博士在说什么，随即吵了起来；随后在场各人分成两方，混战一团。讲座结束，大家又恢复了常态，照样拍拍肩膀，相互表示鼓励和感谢。而笔者读书的时候经常在课堂上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课后也一样到老师家喝茶看世界杯。
因了这样，才会对《探索与争鸣》和方舟子的瓜葛十分意外罢。因为在我想来，学术和生活是分开的，学术批评应该有一道底线，就是限于学术问题为止，不能触及当事人的人格。今天下午和何祚庥院士通电话，他也说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在开展学术批评时应该尊重对方，不能动辄变成人身攻击。
毕竟，用美国现象学家舒茨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尽管是多重实在，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以保证人们交流的顺利进行。这些共同的基础在现实中，可以是法律或者伦理。但愿以后的人们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谨记一些不能触犯的底线和基本原则，那么，因为学术争鸣而对簿公堂的事情，一定可以不再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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