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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昂，你在哪里？
 王大鹏

本文曾收入〈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记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说此次交由五柳村发表，是希望借此或能找到李昂的下落 。

今年四月底，黄龙为老母九十华诞在中国大饭店举行盛宴，潘维钧专程从纽约赶来。在宴会大厅，士女云集，觥筹交错之际，三双北大人的手紧握在一起，几乎同时念道：“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这是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断句，大学时我们都爱念的。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算是留守古城；黄龙虽在香港大学任教，由于老母在堂，倒是时常回家看看，他来北京我们必谋一醉；小潘则在美国一家大工厂任机械技师，难得休假，自前番相聚，也已“流水十年间”了。我们三人，既是中学时代的总角之交，五十年代又同在北大，我读中文，黄龙读法文，小潘供职于生物系实验室，过从甚密，情谊深笃，曾被老同学戏称为“未名湖畔三剑客”。这次嘉会重逢，实属难得，却仍是豪情未减，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在语言之流的间歇中，小潘突然放低声音说“李昂，……你还没有他是消息？”我望着他手中轻轻晃动的酒杯，摇了摇头。难以观察的一片阴翳，闪过我们的眼帘，我们回避着彼此的目光。在灯红酒绿、一派喜庆之气的场合，我们还是把这个话题忘掉吧。

可是，我们又怎能忘掉那四十五年前的异国友人，连同那些美丽和荒诞交织的年轻岁月呢？

四十五年前，我是中文系的一年级生，住在山水佳处的十三斋。忘了是班会还是团支部，因为我是北京人，就派我去做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辅导员，分配给我的“学生”是来自波兰的同龄人李昂。他身材修长，略显消瘦，短短的棕色头发，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睛，衬托着他的文静和睿智。他穿着整饬雅洁，就是只穿毛衣的时候，领带也是系得规规矩矩。虽然和我一样，刚从高中毕业，可是却颇具学者风，并且带，有一种近于德国人的严谨和矜持。他在五院北侧二楼有一间房子，这里原是燕京大学女生的闺房，幽静、精致，而且舒适。根据安排，我和他暂时住在一起。这也许是他要求的，为着给他一种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人为环境吧。

我们的初次见面好像是在办一件公事，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方案：在我没课的时候，每天都要陪他大声读书，特别要帮他调整好汉语的四声，这是外国人难过的一关。其实，在我看来，当时他的汉语水平就很不错了，和我的交谈已经没有太多的障碍。但是他一直摇头：“不，我的四声还是不行。”好吧，我就等因奉此，遵命而行。

我们选择的范本，记得“开蒙”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几篇《诗经》，接着是鲁迅的《故乡》、曹禺的《雷雨》，当然还有老舍的几篇小说。每次，都是先由他大声诵读，然后我给他纠正四声，他在大而厚的画有小格格的本子上，写下这些四声欠准的词或词组，然后用粗笔重重地一一标上四声符号。由于字写得很大，很快就写满一页，他毫不犹豫地翻将过去，每次“上课”都要涂满 五六页，才能罢休。他的认真几乎到了严酷的地步，他的读音被我这个“老师”通过之后，还是很不“放心”，执拗地摇着头说“还是不行！”当然，我还会不时地给他讲解课文涉及到的一些背景、知识、人物、典故，他有很强的求知欲，像孔子似的“每事问”，而每问都要把我“榨干”，我也只得“倾其所有”。

就这样，我陪他送走一个又一个风晨月夕，我觉得刻板而枯燥，他却像只世纪虔诚的苦行僧，在古堡般的荒寂中，追求真知，获取内心的大欢乐。他不问世事，缺乏爱好，又疏于交往，在熙熙攘攘的留学生圈子里像个“独行侠”，在沸沸扬扬的革命燕园中又像个“洋隐士”。不，他非侠非隐，不过是个钱钟书先生所说在“荒山野老屋中”“培养学问”的年轻“素心人”。他燃膏继晷，攻读着他钟爱的现代汉语语法学，生活在自己的学问天地之间。

有一天，他充满自豪地告诉我说：“现在，我已经习惯于用汉语思维！自然，流畅；像诗，像歌。”他师从高名凯教授、周祖谟教授等国际权威学者，精读大量语言学著作，深入汉语实际，又兼通英语、俄语，苦学深思，很快就在中西人才荟萃的北大中文系脱颖而出，“崭然见其头角”。高名凯教授生前就曾不无欣慰地说：“这些年来，在我所教过的所有外国人之中，波兰的李昂是数第一名的。”

在“正课”之余，我们渐渐有了其他的话题。他告诉我，在二战中，他的家庭和所有波兰家庭一样经历过战火和民族凌辱。他的父亲参加过反纳粹斗争，现在还在工厂中工作。他在中学时期，一直名列前茅。由于具有语言学的天分，很快掌握了英语和俄语，也接触到汉语。他对汉语的惊人严谨，尤其感到神秘，从而萌生了做一个汉语家的梦。

到北京之后，他更为这东方古都的绝代风华所征服。于是，我们从未名湖到什刹海，慢步在银锭桥，远望平林落照，一抹西山，附近有明珠相府故址，短命词人纳兰成德的悲剧，引发过他的人生喟叹；也曾徘徊在谐趣园“知鱼桥”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远古哲人们深邃的命题和超人的雄辩，惹动过他的思絮飞扬。京华处处都留下了我们年轻的异国友人的履痕，也不断熔铸着他汉学家的学术品位。

在寂静的五院，我们曾谈到巴金笔下的奥斯威辛，那仅有一万多人口的波兰小城却埋藏着450万无辜者的冤魂；战后波兰的重建，和举世闻名的“华沙速度”。我

对他说：“我们中学生都喜欢波兰女演员巴巴拉?德拉平斯卡，不仅她美丽，来过中国，更因为她在电影《黎明前的战斗》中扮演的捷克女游击队员，那忘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地震撼过我们”。他说：“她是华沙现代剧院的名演员，我们也非常喜欢她。男孩子们都把她的照片挂在床头，而女孩子却挂着法国明星钱拉?菲利浦的照片。”他并没有送我德拉平斯卡的照片，却送给我一张华沙维斯杜那河畔美人鱼铜像的照片。我说：“她也是德拉斯卡，对吗？”她说：“当然。她是我们的维纳斯，所有的波兰女郎都是她的化身。”我立刻找出一张龙门石窟卢舍那造像的画片送给他，说：“这是中国的维纳斯。”他说：“有蒙那丽萨的神秘。”我说：“人类有共同的美。美是无言的。”

我们虽非倾盖定交，但是两颗年轻的心却在中国和波兰的永恒之美中开始靠拢。

他到我家做客，穿过树阴覆盖的幽深的胡同，进入古旧的四合院，坐在雕花隔扇旁的八仙桌边，品着绿茶。他说：“看，我像一个中国侯爵吗？”我说：“可惜鼻子高了一些。”他说：“是啊，胡同里的孩子们追着我看，说我是猴子。”在我们的大笑声中，我说：“你不就是侯爵吗？”他说：“看来，我再来的时候，得穿上棉大衣，戴上大口罩喽。”

母亲下厨亲手给他做了几样北京风味菜，像木蓿肉、豌豆薰干炒黄瓜丁、炉肉海米熬白菜等等，他喜欢得不得了，连说比北大留学生食堂不中不洋的西餐要好吃多了。他特别爱吃豆腐，我就教他念“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他说：“这句话很有哲理，中国的吃还是很有些说法呢。”我说：“不错，对中国文化，你开始入门了。”他说：“通过豆腐，通过中国的吃，到中国文化，对吗？”我说：“对。我们的饮食文化是包含在礼乐伦理之中的，孔子是很讲究的。你这位中国侯爵，不能不知道呦。”于是他每次来，我必饷之以此类物：虾子豆腐、菠菜豆腐汤、沙锅豆腐、锅塌豆腐、麻婆豆腐、豆腐脑，当然还有小葱拌豆腐，不一而足。而他也来者不拒，屡食不厌。

我陪他上戏院，给他上留学生不能不上的京剧课。好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梨园行的业内人士，于是我拉来京剧导演老马，一起坐在金鱼胡同吉祥戏院的中间池座。一边看着台上的《三岔口》，一边听老马讲解。热心的老马生怕洋人看不懂，难免大声啰嗦不止，我真怕惹起旁边观众的不满，而引发“国际纠纷”。我又陪他到西单长安戏院听许凤山主演的昆曲《荆钗记》，他忙不迭地看着字幕，倒也能懂个七八成。戏后我带他去后台，他有些腼腆，但也大方地和尚未卸妆的南宋书生王十鹏握手。凤山说：“你要是演戏，扮像肯定好。”他说：“那我也演王十鹏公子。你们这后台太奇妙了，东方的，神秘的美。”于是，凤山和我七嘴八舌地“教导”他说：“京剧是象征性艺术，你要注意它的意境美。它是“无动不舞，无声不歌”，而且它忠奸分明，善恶昭然，是老百姓的道德与美的教科书。”他说：“要比欧洲歌剧更有价值，梅兰芳属于全世界。”我说：“你们的钢琴诗人萧邦，也属于全世界。”

在一个暑期临近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中译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并且在扉页上用汉字题了两行字：“当你感到寂寞的时候，就和哈克贝利·芬，还有黑奴吉姆，一起沿着密西西比河漂流吧！”他是怕我为此次小别感到寂寞。我则考虑再三，在东安市场为他选购了两把装饰精美的景泰蓝小腰刀。他从华沙度假归来后，对我说：“你可害了我。”我忙问：“为什么？”他说：“亲戚、朋友，一大堆人都围者我要这样的小腰刀。我算了一下，下次回家至少要带20把才够分的。他们为这小腰刀都着了迷，它太美了！”作为回礼，他送给我一大盒波兰巧克力。这是我第一次得到如此名贵的欧洲产品，带回十三斋，分给了同学们。

一天，他破格冲出了“狭地笼”，愤怒地对我说：“太不像话，太不像话！就该这样处理！”我问他怒从何来？他说有一个波兰留学生，竟然用波兰话大骂留学生食堂的中国服务员。看不惯的其他波兰留学生告到了大使馆，大使馆立刻决定把这个在外国撒野的学生调回国。他接着说:“ 真是阿Q,人家听不懂你的话嘛,你骂什么!简直是小人!”我说:“言重了吧?”他说“不重!我们之中就有这么几个人,拿着国家的钱到中国来,不好好学习,成天跳舞、打扮，还欺侮百般照顾他们的中国人，难道不是小人吗？”看来，他并非与世无争，也并非落落寡合，只是和某些同胞“道不同不相谋耳”。他具有十分强烈的是非感，并不以同胞之所为就偏袒和原谅他们。波兰女留学生石龙·玛任娜就对我说过：“你的李昂，十分聪明，学得很好很好，可就是太骄傲，看不起我们。”当然，玛任娜不属于“小人”之列，在波兰的北京展中还曾充当过波方的翻译和讲解员，回国后为中波人民的友谊也做了很多工作。

接着，我介绍他认识了“三剑客”中的小潘和黄龙。小潘善于照像，于是我们专程到天安门、故宫拍了很多照片。小潘是“快活林”，黄龙则有法国“骑士风”，我们四人结成“无情游”，继续着“北京行”。有时他到未名湖的溜冰场，看勇猛的冰球门将小潘的精彩表演。有时又到北大话剧团，听黄龙朗诵那段著名的哈姆莱特独白。有时我们相偕观光琉璃厂，在荣宝斋、汲古阁，面对商周铜器、名瓷玉雕、旧书碑帖、古今书画，亲炙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在木版水印《韩熙载夜宴图》前久久驻足，那设色的绚丽，摹写的精细，千载之下犹然令人神往。有时我们则去品尝北京名吃，造访前门大街的全聚德、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后海一溜河沿的烤肉季，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也足够他大快朵颐，领略尽中国食文化的精髓。而让我至今仍然颊齿留香的，是那次颐和园听鹂馆的“一饭之雅”。我们凭籍着他的“外宾”资格，大摇大摆地进入这座国人却步的御膳堂。陈设的优雅和华贵，肴馔的精致和醇美，似乎使他变成了真正的中国侯爵。让我们吃惊的是，这里的价格却比外面的普通饭馆还要便宜，看来“中外有别”还是有“优越性”的。餐后我们翻阅堂上的《留言簿》，当代大名士郭沫若的墨宝俨然在焉。我说：“你也题上一题：‘侯爵李昂，乃大唐翰林李白之铜宗也。’”他连连摆手：“郭老题词在上头，小子不敢，不敢。”

他又一次造访我东城史家胡同的家，郑重其事地拿出四本旧书：“这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共四册。书店里没有新书，我又偏要找到它送你，只好在旧书店去‘淘’，总算老天不负苦心人，让我找到了。现在送给你，书旧了一些，你不介意吧？”我接过来，书是解放初期平明出版社的傅雷译本，在扉页上，又是他那并不规范的汉字：“我希望在我们之间，也有着德国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法国诗人奥里维那样的异国友情！”我捧着这摞纸张发黄、沉甸甸的旧书，眼圈有些发红，说：“谢谢！旧书，更有价值。我们不仅要像他们那样去缔造一个‘友好的欧洲’，更要缔造一个他们曾向往的‘人情的世界’！”

但是，“人情的世界”只是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们的梦想，更是我们的梦中之梦！日历很快翻到了1957年。在那场伟大的阳谋中，人们一丝不苟地搬演着荒诞幻化而成的正剧。各有各的角色，指派的,自荐的，以及懵懵懂懂撞将上来的种种角色。或者如一位校园诗人写在墙上的那句话：“每个人都举着自己的心走过广场。”当年的北大人，多的是真诚而非人情。不久，在“工人说话了”之后，荒诞剧就变成了黑色幽默。我也以日记罹罪，在劫难逃。既是人民之外的待罪之身，也就被剥夺了享有友情、爱情的权利，更遑论大千世界的人情。

由于我并非要犯，更非钦犯。而我与李昂的交往系出“官派”，同班中又几乎没有好事者，不施监控，所以倒还能和他保持若断若续的联系。虽然他平和如常，只字不提周围轰轰烈烈的运动，也不问我当时处境，但从他的眼睛中，我能读出他仍在的理解和友情。

我曾对一位德语专业的福州姑娘产生过朦胧的情愫，李昂当然知情。在反右后期的整改中，她也陷入了“包围圈”。她同班的闺中女友，把她吃不完准备送给老乡的馒头，用麻绳栓成一串挂在小饭厅的东墙，并耸人听闻地点题曰：“请看XXX小姐的杰作！”一夜之间，几百张大字报也随之上墙，指责她是“资产阶级小姐”。“浪费粮食”！接着，《中国青年报》头条作了报道。于是她成了北大当时的头号新闻人物。作为一右一准右，我已毫无办法再接近她。况且，情愫尚属朦胧，她之对我，亦为未知之天，二十七楼遂成为禁地。“红楼隔雨相望冷”，此中况味，在政治斗争方兴未艾的掀天大浪中，已成为奢侈。

在一次中饭后，李昂找到我，对我说：“我替你去看她，你写个条子问候一下嘛。”我苦笑着说：“有什么必要呢？”他说：“当然必要，这个时候你们都应该听到彼此的声音。”我照办了。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了回音：“她很好，她让我替她谢谢你。她是个理智的女孩。”接着他微笑着，有些狡黠地说：“你能够得到她，我觉得。不过，是在很远的未来。”在他的笑容中，一个外国青年由衷的笑容中，我看到了“人情世界”的闪光。果然，在很远的以后，这个福州姑娘成了我的妻子。李昂，也成了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个预言家。

“出笼”的“牛鬼蛇神”一一就歼，北大的光荣也扫地以尽之后，我和陆平校长呼之为“右派儿”的一批中文系落难弟子，理所当然地被发配到京郊的一座小山村，也理所当然地中断了和李昂，以及那个朦胧的福州姑娘之间的来往。好在那里山水秀美，人情淳朴，虽然在三面红旗指引下，曾追随亿万同胞共度现代神话生涯，在原始型劳动的重轭和人为化饥饿的鼎炉中，反复修炼，所幸那颗头颅仍然健康，那颗心也仍然年轻。三年后，我蒙招重返燕园，继续学业。

忘记了我是如何重逢李昂的，但我感觉他变得深沉了，也更为内向和寡言。在反修防修的严峻形势下，我们的来往理所当然地日渐稀少，而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那份天真和幻想，那份浪漫和洒脱，也渐趋泯灭。只知道他忙于现代汉语的学术著述，而我则是学年论文接着毕业论文。为着珍惜这侥幸重来的二世为人和学习机会，我把自己封闭在善本图书馆的顶楼，日夕与杜子美、李义山辈为伍，在古典中寻觅着遥远的“人情的世界”。

直到李昂结束北大学业，即将回国就华沙大学教席的前夕，我们“三剑客”才不得不匆忙地和他做长城之行，以为送别。当时不仅国际反修斗争的大戏愈演愈剧，而且“千万不要忘记”的矛头已明显内指，山雨欲来。我们绝没有康圣人“立马长城第一峰”的气概，更不敢和波兰人一起冒充“好汉”，无非那里远离人间烟火，况且层峦叠嶂的苍莽、荒城残堞的悲凉，也颇为契合我们此时的共同心境而已。

李昂倚在烽火台班驳的外墙上，望着灰蒙蒙的远天，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她终于离开了我。”我小声问道：“玛丽娅？”他默默地点了点头。玛丽娅是他中学同学兼相恋多年的情人，在华沙做医生，前几年他们一度议及婚娶。我看过她的照片，长长的卷曲金发，大大的眼睛，俏丽中挟带着几分忧郁。李昂在中国七年，漫长的等待和孤独，玛利亚实难自处，离他而去也许势所必然。我说：“人生聚散无常，我劝你达观。”这种千古之痛，中外皆然，是难以言说，甚至无言可说的。因此，我的一番劝慰，就显得十分苍白。

黄龙此时也挣扎在苦恋的沼泽地，编织着他无望的“古典爱情”残梦。他搂着李昂的肩膀说：“感同身受，感同身受！爱，就是痛苦。”小潘一边在城堞间铺开餐巾，一边说：“不要听法国咏叹调，应该正视现实，先把大学的课教好。”

李昂挺直了身子，对我们说：“谢谢！谢谢你们！我不会忘记你们！想到你们，我就会有勇气。虽然我未来的日子会很艰难。”我说：“穿越苦难，走向光明。”他说：“是的，贝多芬。记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我说：“还有他们的‘人情世界'。”他说：“未名湖，史家胡同，……”含着泪，四双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时，云垂大野，暮色四合。

几天后，我们到北京站为他真正送行。他裹着厚厚的皮大衣，站在车厢窗口前，默默地望着我们。在窗口边的小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口并不算小的玻璃鱼缸，满注清水，几尾花红龙睛鱼悠然自得地游动着。他见我注视这些鱼儿，就轻声说：“北京的，连水也是北京的。”我问：“鱼虫儿呢？”他说：“也带了几罐。”我知道金鱼是颇难伺弄的，在外国更难，但还是说：“愿它们能让你想起北京。”他会意地点了点头。列车徐徐启动，他挥着手哽咽着说：“再见，我们会再见面的，……。”“三剑客”目送列车西去，它将穿越冰封的西伯利亚，……。

君自此远矣，……。

后来，我们通过一些短信和明信片。他在华沙大学讲现代汉语课，尚属顺利，并有些论文发表，信中也流露过一些去职之意，而他仍然单身。再后来，华沙无信。而国内铺天盖地的政治喧嚣，让我们确实再难西顾，虽然我们不时想到他，谈起他。

在大革文化命的举国疯癫中，两位所谓“新北大公社”的外调人员“拜访”了我。他们开口就说：“潘维钧揪出来了，现反！”进而要我提供潘“里通外国”的材料，并点明李昂。我兼用“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二法，搪塞了事。

事后，我问小潘个中原委。他说：一次在民族宫饭店吃饭，除李昂外，还有一位波兰人在座。这位也毕业于北大的波兰外交官或许有什么疑点，身后就有了个“红尾巴”。在反修高潮中，对这些东欧小修，当然免不了多几分革命警觉性。于是“红尾巴”一直跟着小潘到了他的十六斋宿舍，查明正身，在北大保卫部门备了案。北大当局备而未办，直至文革，不知哪位好事者，把这件“涉外”大案抖搂出来。“公社”又一次获得什么思想的“伟大胜利”，小潘则立即滚入法网。他们七斗八斗，见他实在没有油水，乃图穷匕现，亮出李昂这张“王牌”，并设局诱供：“你们在留学生食堂或外边高级饭馆一起吃过饭吧？”“吃过。”“那么，你是工会的运动员，总会在不自觉中流露过平常吃不饱吧？”“也许吧。”“那么，你也许说过你每月领多少斤粮票吧？”“说过，32斤半。这也不是秘密。”好，这就一锤定谳：“里通小修间谍，出卖经济情报！”证据确凿地把他打入老佛爷的天牢。“把我当‘从严典型’斗，给搁在大饭厅的饭桌上触及皮肉，周围人山人海，拳头如林，把我一个大男人打得哇哇直哭。”

李昂啊，你可曾想到：你心中的未名湖，有一天竟会这样浊浪翻滚，令文明蒙羞吗？而你青年时代的好友，会因你无辜受谤，伤痕累累吗？文革的“伟大胜利”，使中国“横扫”“人情的世界”，收获“史无前例”的苦难。

穿越苦难，中国重返世界，我们“三剑客”当然多方寻觅李昂，在华沙、港台，以及俄国、美国，纵使山高水阔，也都一一伸出触须，但始终没有他的影子。

八十年代中，我和妻子出访欧陆，所到之处，我们从不忘记向遇到的各国汉学家，特别是波兰的汉学家们，亲自探询李昂的下落，但亦无所获。

一天，在波恩附近圣·奥古斯丁小镇（ST.AUGUSTIN）一家著名的汉学杂志社，李昂突然在我们意料之外，浮出地平线。

杂志主编的资深助理、经济学博士梅馥馨女士（DR.PHIL.HELENEMAY）告诉我们：三年前，波兰人卡夫里柯夫斯基曾到这里求职，因德文一时难以胜任而未果，遂转赴意大利。梅博士所说的年龄、体貌，与他无不相符，而且此人也曾在北京求学，能操汉语。梅更找出他的名片：GAWLIKOWSKI，正是李昂的波兰姓氏，拼法无误，职务是拿波里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我大喜过望，立即拨通了他的电话，终于从亚德利亚海边传来了他微弱的声音。我告诉他我在德国，他要我一定到拿波里去，他将到罗马接我。找到李昂，心情反而十分平静。只是觉得他的汉语似乎有些生疏，已不如他在北京时的流畅，也许是用进废退使然吧。我寄去了当年我们在天安门的合影，期待着23年后的重逢。几天后，拿波里来了电话，对方说相片已然收到，但是他并非照片中的“李昂”，他的姓名是：KRZYSZTOF GAWLIKOWSKI，中文名字是“石施道”，是和李昂姓（GAWLIKOWSKI）同而名不同。又说他在拿波里大学教务之余，还协助英国李约瑟编写巨著《中国科技史》中的军事技术部分。目前正在主编《中国小百科》，希望我能担任该书的文学顾问云云。最后，他又一次热情欢迎我们去拿波里一晤。一个戏剧性的曲折，第二个意料之外。

几个月后，我们在意大利之旅中，特地安排了拿波里的日程。后来我们称之为“假李昂”的这位波兰石施道教授，果然不辞辛苦地跑到罗马迎候我们。在他的陪同下，我们对拿波里大学汉学系做了学术访问，在他旧街的寓所更深入地谈了李昂种种。石施道说他曾在华沙大学和李昂共事，并且是很好的朋友。不久李昂就因和校长的矛盾而辞职他去。此后，他们天个一方，失掉联系，石也和我们一样，千方百计地寻找过李昂。他说：“在欧洲、美国的汉学家圈子里，没有李昂。至少说明他已经改行，……。”“李昂是好人，优秀的学者。只是很耿直，很理想化，所以很孤独，也很忧郁。”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李昂的故事就这样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今天，“人情的世界”正在中国艰难地复归；穿越苦难，中国将收获光明。

李昂，在众多的外国来华留学生中，你是“庸中佼佼，铁中铮铮” ；若展长才，又焉能让当代国际汉学界的衮衮诸公专美于前？你属于北大，《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届学生名录》中有你一席之地。

未名湖，波澜不兴，涟漪依旧，期待着你的返校；“三剑客”，“西楼望月几回圆”，数不清的一次次洁樽空候，……。

李昂，你曾是我们青春和苦难的见证，为什么垂老之年，不能再举人生之杯，共飨迟来的芬芳？啊，我们相期“永结无情游”的年轻伙伴，你在哪里？

约翰·克利斯朵夫曾对冥冥之中上帝说：“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让我与你的怀抱中安憩片刻吧。”你却消失了，你的命运之舟，是停泊在动荡的欧洲，还是迷茫的美洲大陆？或者竟是上帝凄美的怀抱？

李昂，你在哪里？

2000年8月，北京，史家胡同旧宅。

2004/03/20五柳村收到并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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