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社会成本

章立凡

历史不容假设。我无意赞成君主立宪，却不时遐想，若是慈禧太后没有垂帘听政，或者她有光绪皇帝那样的见识，致“戊戌变法”成功，是否有许多社会成本就可以节省下来，化作现代化国家的财富。

青年王眉五于1911年在日本晋见康有为，曾直言询问：“何以人人皆谈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却仍主张保皇，拥戴君主立宪？”康有为回答如下：

“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墨西哥之九十年内乱，法兰西八十三年内争，是皆前车之鉴。国已凋敝，如再割据内讧，其如民生何？当今急务，不在政体之君宪抑共和，而在救亡图存，避免内争，休养生息，徐致富强，以防列强之瓜分耳。如不急当务之急，争此一空名政体，试问亡国灭种之后，纵国体共和，岂能挽救于万一。印度、安南，即为例证。虚一君位，执以号令全国，政令得以贯通，犹如一大厦，千百室设有电灯千百座，以一总开关，可以启闭，则全楼之明暗一致……。苟无总开关以司启闭，欲其全楼通明，非所取也。更值列强虎视眈眈，苟行共和，则必群雄割据，正中强夷之下怀，利用其夺利争权，利用其阋墙之战，国其危矣。虚君，虚一土木偶神耳。欧洲诸国，如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等国，所以不惜百万之俸，甘屈躬之礼，以立此土木偶者，盖鉴于中南美争总统之祸，与总统必专制之患，经几许试验，几许战乱，而后乃得此土木偶像之良法。易曰‘神道设教，万民乃服’，斯是之意也”（康同璧：《回忆康南海史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近代中国曾面临两种体制上的选择：一种是“虚君共和”，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渐变；一种是“代议制共和”，乃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宪政共和制的激变。将各国体制变革的模式相比较：前者是国体不变而变更政体，为原统治者保留权利较多，但社会成本付出较少；后者是国体政体一同变更，将原统治者的权利剥夺殆尽，但社会成本似乎大于前者。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君主制，继之以克伦威尔的独裁，国内政治动荡了四十年后，最终达成妥协，从法国迎回王室，正式确立君主立宪制度。法国大革命形成暴民政治，血腥恐怖之后，继之以拿破仑称帝、帝制复辟等一系列的动乱和战争，动荡了约一个世纪才确立共和制度。冷静的英吉利民族与热情的法兰西民族相比，其政治智慧和对社会成本的计算，似乎略胜一筹。而善于学习的日本民族，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封建幕府制到君主立宪制的社会转型。康有为的“总开关”理论，可算是体制变更的一条经济法则。

东方大国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远比欧洲、日本的弱势君主制积淀深厚，也从未有过古代希腊、罗马人民大会和元老院那样的议事传统。中国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接下来发生“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新军阀混战、国共战争、“文革”等各种内战内乱，除抗日战争的八年算是一致对外，其余时间大多在动荡与战乱中度过。
　　共和国、君主国是国体的分类，民主政治、极权政治是政体的分类，政体之意义实大于国体，革命的结果不一定就是共和国体和民主政治。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皆以共和国之名行极权政治之实。
　　孙中山认为君主立宪是“有皇帝的共和国”，不如民主共和国先进。但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却面临没有皇帝的假共和真专制。《临时约法》和多党制国会，制约不了袁世凯的独裁政治，“责任内阁”制度无法实现。国民党也是一党专政，蒋介石成为长期搞“训政”的独裁者，民主“宪政”的诺言，从来不肯付诸实践。
　　举“共和”旗号行专制之实，以“革命”之名肇乱邦之祸，百年来史不绝书。关键不在于采用何种国体，而在于是否实行民主政治。

改良的结果未见得坏，革命的结果不一定好。康有为的政治主张未必可取，康有为的政治预言却十分准确。

2004年1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2月2日五柳村收到并制作上网